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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（第1页）

“来吧。”安德烈握起莱纳的手，两人的脚步声在大厅里激起回音，某处传来木头的嘎吱声，听起来很像有人踩在朽坏的木板上，莱纳像警惕的夜鸟一样抬起头，想辨别声音的来源，但再往前走几步之后，那声音就再也不出现了，安德烈轻轻捏了一下他的手：“没有别人，只是老房子的噪音。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女巫的聚集地。”

他当然不会说实话，莱纳不再追问。两人离开了大厅，很可能走进了另一条走廊，因为回音消失了。莱纳踢到了某种圆柱状的东西，它骨碌碌地滚远了，也许是酒瓶。左转，继续往前五步，一个锁打开了，冷风涌进来，吹散了陈腐的空气。汽车等在外面，引擎空转着，低沉的嗡嗡声。

“我会试着为你和伦敦谈判。”安德烈说，声音就在莱纳耳边，也许不想让司机听见，“等着我。”

这偏偏就是莱纳害怕的东西，希望，这是一棵吊满了尸体的树。他抬起手，试图扯下蒙着眼睛的布条，想看着安德烈的脸，但安德烈制止了他，牢牢按着他的手腕。另一双手突然出现，吓了莱纳一跳，司机按住他的肩膀，把莱纳塞进车里。

回去的路异常漫长，始终没有人说话。安德烈就坐在莱纳旁边，但没有碰他。有那么两三次，两人的肩膀因为车的颠簸而触碰到，安德烈也很快挪开。莱纳把头靠在皮座椅上，盯着面前的黑暗，外面竟然没有一点声音，他所能听见的就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轮胎转弯时摩擦路面的声音。司机也许是个十分健壮的人，又或者是个肥胖的人，因为他的呼吸声很明显，额外的体重需要额外的氧气。安德烈的呼吸更平缓，如果不注意去听，根本留意不到。莱纳数着安德烈的呼吸声，就在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，情报官碰了碰他的肩膀，手伸到莱纳脑后，解开了布条。

突如其来的路灯光线显得如此刺眼，莱纳扭过头去，眨着眼睛，等跳动的光斑消退。汽车停在他的公寓楼下，街上空无一人。莱纳打开车门，想了想，回头看向安德烈。

“我希望你再也不回来柏林。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不要再找我了。”

“莱纳，我——”

“不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想象中软弱，好像某种被踩了一脚的小动物，莱纳不由得有些恼火，提高了声音，“不了，我不想知道，别再给什么承诺了，我不需要帮忙，我没有要求你这么做。再见。”

他逃向公寓大门，慌乱之中试了好几次才找准锁孔。他穿过昏暗的门厅，跑上楼梯，门房的住处亮起了灯，朝向门厅的窗格打开了，老人的声音沿着楼梯井颤颤巍巍地传上来，“沃格尔先生？是您吗？”

莱纳没有回答，用力摔上门。

——

莱纳最终还是向科里亚报告了这件事。这是报复吗？人们可能这么想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莱纳并不恨安德烈，至少不是以“传统”的方式去恨他。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只笼养的小鸟，需要时刻记住是哪只手在喂他饲料，更别提同一只手还握着鞭子。莱纳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艺品店打了电话，详细讲了安德烈的行踪，化名，酒店房间号码，完全略去河边的对峙和录音的部分。科里亚似乎并不知道“金色鹈鹕”里的事，也许是装的，又或者大鹈鹕当晚收了别人的钱。

克格勃很快就行动了，早上十点刚过，一个乔装成清洁工的波兰女人敲响了“卡尔·费尔森”先生下榻的客房，她抱着一叠洗好烘干的蓬松毛巾，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动手枪。敲门三次得不到应答之后，伪装的清洁女工从围裙里掏出皮质工具包，撬了锁。

窗户开着，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，窗帘在早晨清冽的冷风里飘动。床单整整齐齐，没有睡过的痕迹，床底下也没有东西。她放下毛巾，依次检查了衣柜、床头柜和浴室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床头柜有挪动过的痕迹，她摸了摸背面，手指触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胶带。她撕掉胶带，没有多想。

牧羊人就像来时一样迅速地走了。不难推断他已经在飞往伦敦的途中，很可能又换了一本护照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录音带就会安全送到军情六处，由苏联司辛劳的姑娘们转录和校对，打出一份整齐的文本。这些文本接下来会被撕成小片，像面包屑一样喂给相关的使领馆或者情报站。往后一年里，将会有好几个外交官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召回，每一次调动之间都相隔三四个月。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，必须让他们慢慢、慢慢地变聋，把责任归咎给坏运气，而不是军情六处。

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绝了安德烈的要求，行动处处长一次都没有说“不”，然而每次当安德烈提起麻雀，他都让下属“给我几天时间”，“略微等一等”，“不是不可能，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”，“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，说不定有机会”。可那是1961年，柏林的“局势”只有糟糕和更糟。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，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，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，甚至——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——加速了失控。

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，一边哀嚎，一边撕扯伤口，于是流失更多的血。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，以前是医生、工程师、作家和律师，现在是理发师、二手书商人、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。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，一堵墙要建起来了！人们惶恐地低语，分割东西柏林的墙！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[3]澄清：没有这回事，“没有人想建一堵墙”。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，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。到了六月，维也纳峰会前夕，我们一度以为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。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，停火十六年，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，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，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。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发生，你明白吗？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，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，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。

安德烈最后一次去见霍恩斯比是在6月2日，维也纳峰会前两天，再次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案，“等峰会结束再说”。安德烈不打算等下去了，他去了一趟车站，取走了寄存在储物柜里的手提箱，这个手提箱在柜子里躺了好几个月，已经累积了一小笔高于平均值的租金。这次没有人给他安排飞机和护照了，很难找到实体记录，但我想他应该买了渡轮票，先到了布列塔尼，从那里坐火车到巴黎，之后转到柏林就很容易了。他又回到了柏林，他那不是家乡的家乡，他的旷野和剧场。他将要和莱纳·沃格尔一起谢幕。

作者有话说：

[3]瓦尔特·乌布利希，东德总书记，小时候罹患白喉，虽然痊愈，但声音变得尖细奇怪，是他的个人标志之一，加上他的萨克森口音，“公开演讲时，时常令人无法理解”（引自Berlin1961，FrederickKempe）

第二十七章

在柏林，夏天已经来了。莱纳时常开着窗，让风进来。他没换窗帘，仍然用着房东留下的棕色布帘，印花散发出衰老的气息，靠近地板的地方被上一个租客的猫抓坏了。莱纳并不特别介意，美学不是他的首要考量。

他不常在家里。一是因为不希望和窃听器时刻共处，二是连日的好天气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外出。他带着小说到河边散步，在长椅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书摊开在膝盖上，但眼睛看着水面上的野雁。虽然咖啡厅比长椅舒适得多，但街上不太安全，如无必要，莱纳不希望出现在东德巡逻队和美国军人的视线里。他当然听到了关于墙的流言，但没有过分担心，从1952年开始，类似的谣言每年都浮出来至少一次，全都没有成真。在他看来，最糟糕的情况顶多就是1953年重演，人们会像以前那样熬过来的，老实低下头，不要乱说话，等风暴从头顶吹过。它一般只影响那些站得高的人。

白昼漫长，好像来了就再也不走了。莱纳踩着驳船傍晚的汽笛声往回走，躲进“金色鹈鹕”，喝酒，直到夜晚终于展开长袍，把柏林裹进怀里。酒馆打烊之后他才回家，走出了两条街，意识到小说忘在酒馆里，但是现在折返太迟了，只能留到明天再说。能亮的路灯本来就不多，这一晚连最后一盏也被打碎了。公寓所在的那条街完全陷入黑暗，莱纳觉得自己听见了脚步声，在前面，不是后面，他皱起眉，在微弱的月光里，面前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无用的路灯柱投下半透明的影子，像炭笔蹭出来的污渍。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份威士忌，不是个好主意，大脑就像装在冷水瓶里，随着脚步晃动，在狭窄的玻璃瓶身上不停碰撞。

所以，打开家门之后，他十分肯定自己看见了幻觉。

窗还开着。安德烈坐在餐桌旁，在墙壁的深色阴影和窗帘的浅色阴影之间。看见莱纳的时候，他站了起来，动作很轻，没有碰到桌子，木椅也没有在地板上刮出声音。莱纳后退了一步，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，不敢从安德烈身上移开目光，不知道是怕他消失，还是怕他突然发起攻击。酒精令他的手指变得笨拙，感觉花了一整个小时才打开电灯，灯光照亮了餐桌和半个客厅，安德烈还在原处，看起来和莱纳一样真实。

莱纳半张开嘴，安德烈摇摇头，把食指按在嘴唇上，另一只手指了指餐桌上的一个笔记本和两支铅笔。窃听器，幸好他还记得这件事。莱纳重重地在牧羊人对面坐下，膝盖撞到桌腿，一声闷响，刚才喝下去的威士忌剥夺了灵活动作的可能性。安德烈笑了笑，悄无声息地坐下来，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单词，把笔记本推到莱纳面前。

“晚上好。”

莱纳盯着纸，好像并不认识上面的字母。一阵柔和的风撩动窗帘，已经没了白天的温热，他站起来，关上窗，拉好窗帘，确保不留缝隙，这才坐回原处，拿起另外一支铅笔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安德烈挑起眉毛，在莱纳的质问下面接着写“这就是你首先关心的事？”，故意把问号写得很大，一艘立起来的小船。

莱纳看了他一眼，把笔记本拽到自己面前，潦草地写出下一个问题：

“为什么回来？”

“答应过你，不是吗？”安德烈在“答应”这个动词下面划了一道横线。

“我们不能这样谈话。”莱纳写道，字母t和h的尾巴焦躁地翘起来，“要去另一个地方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莱纳没有回答，撕下笔记本里有字迹的那页，走进厨房，点着那张纸，丢进水槽里，等它彻底烧完，拧开水龙头冲走灰烬。他接着走进浴室，打开灯和花洒，让温水淋到瓷砖上，淌进下水道。安德烈靠在门框上看他，挂着半个微笑。斯塔西只能听到房子里高于一定分贝的声音，看不到人们在做什么，骗过他们并不很难。他看着手表，等了十分钟，关上花洒，脱掉皮鞋和袜子，小心放到一边，按照洗完澡之后的习惯，赤脚走进卧室，故意踏出明显的声音，开灯，拍打枕头，扬了扬被单，关灯。对监视人员来说，莱纳·沃格尔已经睡着了，独自一人，和以往许多个晚上一样。

麻雀和他的不速之客悄悄离开了公寓，关门的时候按紧把手，慢慢放开，免得锁舌弹回去发出声响。他们从运送垃圾的通道出去，后门只有清理垃圾的时候才有人使用，现在是锁着的，但门旁边那扇脏兮兮的玻璃窗可以打开，窗栓早已松脱，不知道是没人发现，还是没人愿意花钱修理。两人爬出窗户，莱纳落地的时候踉跄了一下，扶住垃圾桶，躲开安德烈伸过来的手，说了这个晚上的第一句话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他想去的地方即使在白天也不好找，在喝多了酒的晚上难度翻倍。莱纳至少错过了两个路口，短暂地在互相紧挨的砖砌房屋之间迷路。从一条运煤通道里走出来之后，他终于看见了眼熟的蓝色布帘，垂挂在地下室门前，被一盏孤零零的灯照亮。布料厚重，吸了半夜的潮气，黏黏的。莱纳按了门铃，不到半分钟就有人来开门了，一个蓄着络腮胡子的男人，半张脸隐藏在胡须下面，塌陷的鼻子从中拱出来，眼窝因此更显得凹陷。这人穿着工装裤，说话结巴，但不太严重，只是单词和单词之间沾着细细的蛛丝。工装裤男人显然认识莱纳，直接站到一边，让他进去了，甚至没有多看安德烈一眼。地下室里摆着七张桌子，靠墙有个巨大的木架，放满各种烈酒、糖浆和杯子，一个地下酒吧。

“空着吗？”莱纳问，句子没有主语。

工装裤男人点点头，发出一声含混的咕哝，像犬科动物的低吼。

“谢谢。”

酒吧里还有客人，两个，看起来都醉倒了，一个趴在桌上，另一个靠着墙角，头歪到一边，张着嘴打鼾。莱纳和安德烈从他们面前走过，绕到吧台后面，打开一扇低矮的门，后面有一条走廊，墙的颜色有很明显的分界，好像这条走廊是套在另一条走廊上的。末端嵌着一个房间，莱纳走进去，打开灯，重新把门闩上。

“这是个防空掩体。”安德烈指出，摸了摸水泥墙，低头打量了一会条纹地毯，再看了一眼床和上面成堆的抱枕，“至少曾经是。”